2009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刘强胜伙同杨世海、刘强等人，在北京、河南招募非法出卖人体器官的供体，并于2009年5月1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居间介绍供体杨念（出让一个肾）与患者谢为举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收取谢为举人民币15万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来带您了解相关情况。

　　海淀区检察院认为被告人刘强胜、杨世海、刘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海淀区法院经审理认定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被告人2-4年有期徒刑，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本案的核心内容乃是：被害人杨念自愿（承诺或同意）有偿出卖自己的一个肾器官给患者谢为举用于器官移植（即“换肾”），各被告人居间介绍并收取好处费，301医院的有关医生摘取被害人杨念肾器官并将其移植到病人谢为举体内。

　　值得注意的是，海淀区检察院没有对各被告人按照故意伤害罪起诉，海淀区法院在审理本案时也没有按照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定罪处罚，更没有将进行肾器官移植手术的有关医生按照故意伤害罪进行处罚，放任了该医生的行为—甚至认为该医生的行为合法。

　　由此不难看出，海淀区检察院和海淀区法院均认为，被害人杨念系出于自愿有偿出让自己的肾器官，医生正是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摘取其肾器官，并进行了肾器官移植手术。由于杨念自愿被摘取肾器官并非出于“违反善良风俗”的动机或意图，而是用于危重病人的肾器官移植，即挽救病人于垂危之中。

　　其承诺摘除自己肾器官的行为符合“身体的完整性不能在违反善良风俗的情况下成为承诺对象”的精神，故杨念的承诺行为排除了各被告人与做肾器官移植的医生构成共同故意伤害罪的可能性，换言之，“被害人”杨念承诺有偿摘除自己一个肾器官的行为，作为正当化事由排除了有关医生做肾器官移植手术的犯罪性。

　　有必要指出，《刑法修正案（八）》的相关规定印证了前述分析。其第37条第2款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第3款又规定：“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依照本法第302条（盗窃、侮辱尸体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这进一步说明，医生在年满18周岁者本人同意的前提下摘取其器官的，不构成犯罪；死者生前同意死后摘取其器官，或者死者之近亲属同意摘取死者器官的，均可排除摘取器官行为的犯罪性。

　　承诺的有效性，必须是承诺的意思表示出自被害人真实的本意，即出自被害人的自愿，只要不是在不理解行为意义的情况下所作的承诺，或者并非因受欺骗或被胁迫所作的承诺，便是自愿之承诺。

　　在认定承诺是否足以作为正当化事由时，除了公共利益不得作为个人承诺的对象外，还应当考虑承诺人的年龄、精神状态以及法定不得作为个人承诺的特殊内容等问题。就中国刑法立法和司法审判情况而言，以下几方面的承诺是无效承诺，不能作为正当化事由：

　　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的同意是无效承诺，不得作为正当化事由。根据中国刑法规定，此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不满18周岁的人，同意他人摘取自己的器官不能作为正当化事由。《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2款规定：“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深圳律师事务所提醒大家，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不仅被强迫、欺骗情况下同意他人摘取自己器官的行为不能排除有关人员成立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可能性，而且不满18周岁的人即使同意他人摘取自己的器官，也不能成为排除有关人员成立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正当事由。